第16届FIRST青年电影展:怎样讲述中国故事才算真诚?

9月 2, 2022 bbin网址

“听到有人说我们消费女性,我和导演都震惊了”,说这话时《何处生长》的制片人刘磊提高了声音。

如果那位观众看过《何处生长》在第一场公众放映后的Q&A环节,不知是否会改变想法。那天在台上,导演龙凌云讲述了拍片的初衷。相处十多年的女性朋友,突然告诉他一个秘密:因为生了女孩,父母用离婚来换取再生一个男孩的机会,从此她就“没有”父亲了。“听到这些,我很心疼她”,龙凌云说到这里哭了。

这几天,《钓鱼》的导演南鑫在西宁玩得很开心,但偶尔也有点不愉快。总是有媒体问起他的过去,“我被问得很尴尬”。

南鑫不愿多谈的,是2013年开始拍的几部短片和“令人发指”的网大。在电影节期间,我也听到过一些讨论。有人说,南鑫以前拍的网大在豆瓣评分很低,应该很“雷”。也有人说,只看海报,就知道那些片子是走在审查边缘的色情擦边球。尽管他们都没有看过南鑫之前的作品。

这段经历南鑫不想再提,他觉得拍网大不仅是他个人的选择,而是愿意为这些网大付费的网生代的选择,也是整个市场不让非科班的导演碰剧本的大环境。南鑫认为,不该自己背负这些偏见。

可见的电影和不可见的创作背后之间,存在很大的误会,但解释的机会并不多。正如组委会写给媒体人的一封信中所说“不乏犀利,允许喧嚣”。在今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上我们看到的一一次争议,不仅仅人们是对电影的理解差异,也是对电影背后所呈现的现实认知上的不同。

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误会?解释是必要的吗?怎样讲述中国故事,才算真诚?我试着找出答案。

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三个彝族女孩,看着天上的云应该很激动吧。她们像电影里那样叽叽喳喳的样子在陈东楠脑际一闪而过时,她感到落寞。“我多么希望她们可以来西宁”,她说。

这三个女孩来自四川大凉山,是陈东楠导演的《五月的秘密》的主人公,在片中饰演自己。影片讲述了刚刚经历月经初潮的彝族女孩清花,为了买到新裙子,和两个闺蜜一路走路到县城的故事。在彝族,把童年的裙子脱下,换上成年的裙子,是女孩长大的标志,这样的仪式叫做“换童裙”。

这部电影是一家女性服饰品牌Edition和FIRST共同发起的women for women影像计划,邀请陈东楠完成。从项目启动到成片,只有三个月左右的制作期。陈东楠访问了许多当地女孩,请小学老师给孩子们布置“想象关于自己的电影”作文,两次更换主角,最终和三位出演者共同创作完成。其中有真实的部分,也有即兴创作,以及虚构的情节。

一位影评人抱怨前一天为了赶到西宁看《五月的秘密》只睡了一个小时,但“结果十分遗憾”。这部分在“纪录片”类别的半虚构半纪录式电影,让他有种“强烈的受骗感”。这条豆瓣短评有27个赞。

陈东楠解释,她对纪录片的概念没有那么严苛,如果非要定义《五月的秘密》的类型的话,就是“纪实虚构(Docufiction)”。白描式的记录不管是观赏乐趣,还是社会意义,都会削弱这个题材的力量。

在铺天盖地的“学术讨论”下,影片背后所探讨的女性成长议题,却突然变得不可见了。

在“电影总要结束的那天”,陈东楠带着团队离开,大山里的女孩们哭得很伤心。她觉得不一定完全是这帮大人和孩子产生的感情,而是女孩们对新鲜事物失去的悲伤。她们在片中许过的愿,去大城市、去海边、逃学还是没有实现,一切都要回到选择有限的现实里了。

问起女孩们不能来西宁的原因,陈东楠不知道明确的答案。但她想起清花妈妈说的一句话,“我一个女儿在外面被别人带来带去,我真是没有脸见人了。”另一个女孩的爸爸说,“你们要是敢带她走,我明天就报警”。或许家长不想女孩们被“看见”,也或许“是因为不了解外界,所引发的恐惧”。

在大凉山的时候,陈东楠感觉那里是“一个被媒体伤害过的地方”。她还没有达到县城,在凉山首府西昌就遇到当地对外来人的警惕,他们担心大凉山以“贫穷和落后”的样貌示人。

为了获得家长的信任,陈东楠请学校,甚至是乡长和书记帮忙沟通,也毫无办法。“我不知道谁能让他们相信”,陈东楠无奈地说。这其中不仅仅有文化屏障,还有当地女性真真正正的处境。家长不明白“女孩想要拍电影的愿望”是什么意思,也或许不想让孩子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“跟着我们一起拍电影,走路去县城的这趟旅程,也许是她们非常难得的出逃,但是让她们再次出逃,来到西宁,死活就出不来了”。这一刻陈东楠才真正懂得所谓“壁障”的具体涵义。

“我想代表我们忏悔”,说这话的时候,《野球》导演李洪全低下了头。三个半小时之后,他去了青海湖,在那里发生的事让他更沮丧。

湖边有一头长得挺不错的牦牛,它背靠着湖,站在一个木头搭的小板子上。李洪全觉得那个板子是一个很小的舞台,而那个牦牛是失去自由的表演者。“它是如此孤独,我不知道它在想什么”,李洪全想拿起手机拍下这一刻。

但他被那个牦牛的看管者拦住了,“不骑,就不能拍”,那个小伙说。沟通后,李洪全掏了20块钱,给牦牛拍了一个20秒的视频,一块钱一秒,然后发了朋友圈。

他说的纪录片,是和当时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同学丁北辰一块拍的《野球》。所谓“野球”,在剧情简介里这么写道“很多当地乡绅土豪自发组织篮球比赛,并邀请高水平运动员参与。只要赢球,球员们就能拿到高额的现金报酬。 ”片子的主角叫李本森(Lee Benson),美国人,在中国篮球届是个传说,当然在野球届也是。

在中国乡镇里的老板们眼里,请来一些国际球员打比赛,赢了就是给面儿,没赢那就是丢脸。所以输球,对于李本森来说,就意味着拿不到许下的报酬,甚至还会亏本。在片子里,输球后,负责组队的李本森还要支付每个球员的报酬,也给了拍照、翻译、陪同的李洪全和丁北辰一笔钱。接连几次球场失利后,李本森回到了美国,两位导演跟过去,拍了他没钱没工作,还要处理和妻子离婚,即将失去孩子监护权的“破事”。

李本森是一个有魅力的纪录片主人公。他在球场上性格火爆,在生活中偶尔温柔。李洪全尊敬他,把他当长辈。他不愿多谈跟李本森相处的细节,“我很珍惜这段关系,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。在他不在的情况下,我不愿单独说出自己的想法,被大众评论,产生误会”,他说。

也许是因为这份珍视,李洪全的心情很复杂和沉重。他和丁北辰都觉得,是所谓大学生的理想和虚荣心,让他们把李本森的故事拍成纪录片,去西宁获得某种荣誉。但如此一来,他们背负了沉重的忏悔,“有点利用的感觉,好像在消费别人的悲伤”,因为签了合同,他们感到无能为力。

“忏悔不是一次两次,它会永远刻在心里,在下一次拍摄的时候,我们一定会背负着这样的内疚和思考,也许不会再做这个题材了。”

另一位纪录片导演拍了拍李洪全的肩膀,“拍纪录片的人都需要互相安慰”,他说。李洪全点了点头,没有说话。

电影从业者胡椒(化名)还记得2019年的西宁,在索菲特酒店大堂,她对面的这个女孩,在描述自己的急切时,脸上有种似哭非哭的表情。

这个女孩是导演牛小雨,那个时候,她正在四处寻找投资,当时她有些绝望,甚至想借200万贷款拍。因为坚持让身体每况愈下的外婆来参演电影《不要再见啊,鱼花塘》,她的时间不多了。

“我当时真的被整件事感动,心里一直祝福小雨”,胡椒不是第一个被这个电影项目打动的。她后来才知道,好多人都团结起来帮助了小雨,“大家不是因为这部电影会有多大的回报,而是很自然被她的故事打动了,很想帮忙”,她说。

《不要再见啊,鱼花塘》的剧情简单到一句话就可以讲完:女孩叶子暑假回家,总觉得去世的外公回来了。

但是电影的奇妙风格却很难形容,硬要说的话应该是魔幻现实主义。片子把奇妙的光影、妖怪的表演、时间的错乱,都交织在一起,营造了一个鬼魅和童话交错的世界。片中的情绪在悄然间越来越猛,其中有很痛的童年回忆,有对童话世界挥手再见的不舍,也有对逝去亲人的牵挂。“希望大家都永远在一起,不要再见”,小雨说。

2017年小雨的外公去世。小雨那段时间一直都住在家里,午睡时有光线、光斑、影子打到家里,有风吹来,或者发梦梦到外公,小雨都觉得是外公回来了。“外公虽然肉体不在了,但是我想,他一定还以能做到的各种方式,围绕在我身边,陪伴着我”。

这部电影的艺术顾问兰志强和小雨见面时,是看到剧本的第二天。小雨记得那天,兰志强告诉她,亲人去世的那个夏天,也觉得恍惚,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,就像一段真空的日子。电影的剪辑胡树真也被这个故事打动,她愿意和小雨一样,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童话,也有变成泡沫的美人鱼。

但是这个极具私人化和艺术化的故事,很难找商业出路,谈的几家电影公司都不是很顺利,最终钱的事是妈妈解决的。她告诉小雨,是找老板拿的钱。但小雨拍到一半才发现不对劲,原来没有老板,钱是从妈妈账上走的,妈妈的两个朋友也有出钱。“我不想让妈妈出钱,但是知道的时候,钱已经花出去了”,小雨说。

采访的时候,小雨的外婆打来视频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她比片子里老了很多,头发已经白了,皱纹也变多,但是精神还很好。小雨说,“换个头感觉她还能活100年”。但是外婆现在身体都坏透了,每天靠做透析生存。小雨还没有给她看片,“她的那口气很强,或许等着看,还能多撑一会。我每天都在跟她吹牛。连医院的人也开始帮着骗,说在电影院看到外孙女的电影了,放了放了”。

小雨还没有和外婆聊过,为什么要拍这部和外公有关的电影。拍电影时,她也只是一句一句地教给外婆台词,看着她眉头越缩越紧。今年过年回家,她在外婆所在的医院陪床时,看起来熟睡的外婆突然回头说,以后不要再拍外公的事了。“这个话肯定埋在她心里很久了”。我问她后悔没好好聊过吗?她说不后悔,说了才会后悔。

但是这样浓烈的情感,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。许多人因为电影晦涩,被挡在门外。《不要再见啊,鱼花塘》与其说是讲故事的电影,不如说是一部情绪电影,其中有许多晦涩的片段。小雨的设想是这些情节就像是一块块拼图,只有拼到一半的时候,大家才会知道拼的是一个皮卡丘还是海绵宝宝。她一直在等待和她一起完成拼图的观众。

“建议导演以后做一些公益影像,比如促进睡眠这方面。”这条豆瓣短评下有14个赞。小雨看到现场摄影拍的照片,有许多观众在昏暗的光线里昏昏大睡。“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照片”,小雨哈哈大笑。

这是她的任性所要付出的代价,她欣然接受,“只有10%的不开心”,她说,“喜欢的观众对我更重要”。

在电影节期间,有三个做自媒体的小孩来找小雨,他们坐得笔直,看起来很社恐,是第一次做采访。坐在她对面的那个看起来只有18岁的小男孩,细数电影的时间线,分享观影的整个过程,和她想象中的完全对上,小雨很开心。还有一次,另一个自媒体的三个大老爷们采访她,说和这部电影很共情,小雨也很开心,“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”。

为什么喜欢废墟,朱晨亮一时无法回答。几天后,他告诉我,也许是因为对另类的生活方式感兴趣。

他记得两三年前,在已经废弃的北京九龙游乐园,他偷偷闯入《西游记》里拍龙宫的地方。保安老哥带着好几条狗,就像打游击战一样,追着他到处跑,最后逮着了这个闯入者。

“那个地方在一个有水的地下,很阴森很魔幻”,朱晨亮兴奋地分享。后来他逐渐对老伯的生活产生兴趣,“你想他一个人守着那么一个废弃的大园子”。这种从好奇心、猎奇开始,逐渐转变成同情或者共情的感觉,或许就是他开始拍摄《灵与岛》的情感驱动。

为了寻找拍摄地,他从上海出发,开车3万多公里,去到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广州。“好像每个废墟,都有这么一个老伯”,他说。

南宁的老伯是所住地区的钉子户,他在被拆迁的废墟上建了一座神庙,希望人们都来拜一拜。朱晨亮觉得那个老伯很神,是个发明天才,有很多图纸,有很多专利,也有很多关于外星人和南极的幻想。

北海的老伯在海边守着一个从未开过的赌场。那是一个20多年历史的烂尾楼,偶尔有当地的高中生来打麻将,跟老伯插科打诨。就在这么一栋废弃的赌场旁边,有人建起了一个会更大的,像索马里海盗生活的村子。那是一个搭起来的电影拍摄场地,人们正在筹备一个耗费巨资的海战片。

上海的老伯住在长兴岛上一个埃及主题的废弃乐园里。朱晨亮叫他“秦伯”,把他拍进了《灵与岛》里。秦伯曾是乐园的保安,见证了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乐园最辉煌的时刻。那是90年代,酒店和餐厅都爆满。世纪末,乐园没落,秦伯也出去打工。人到老年,与妻子离异,秦伯才回来,住在这个曾经见证他人生光辉岁月的地方。

走过那么多地方,朱晨亮还是回到了最初看中的长兴岛。那儿比其他的废墟魔幻不少,只有一条海底隧道可以到达,通过隧道,才能进入那个社区。社区里有形形的人,土著、打工的、艺术家,总在周末来打卡的网红,还有形形的动物,兔子、羊、鹅,“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”,他说。

“其实我一开始就喜欢那个地方,但是我总是在逃避,想找到更简单的办法去和那儿的人连接”。朱晨亮租了一个四处漏风,300块每月的小屋,隔三差五去乡亲们那儿吃饭,一呆就是十几个月。大概在第三个月,他终于等来了那个和当地人连接的时刻。

最开始,朱晨亮觉得他和来打卡拍照的网红差不多,都是搜小红书这类社交平台找到废墟的。但是他认为只有跨越猎奇,耐心去发现一些小细节,和当地人交朋友,才能找到真实的好故事,“没有情感上的真实,没有这个real,电影是站不住的”,他说。

就像老伯对于废墟的执念,朱晨亮在长兴岛的执念,是找一找那个乐园到底有没有灵异事件,到底死了多少人。他有意识地在《灵与岛》出现自己的身份,让村民回忆一些在那的灵异时刻,“我是一个挺烦的角色”,他说。

他的执念体现在电影中,是一些鬼魅的实验影像。这是他自己创作,或者说虚构的部分。打乱时间,重构空间的设计,也是在帮助实现他对废墟的理解,“那是一个集合无限时间碎片的胶囊”。可是这部电影的半虚构半纪录形态,却像《五月的秘密》一样,让许多苛求“纪录片应该保持纯客观”的观众反感。

一位影评人生气地对我说,这不能叫纪录片。但朱晨亮显得并不是很在意,“我更在意以真实为基础的创作过程,以结果来划分电影类型,是影评人或者搞商业类型片的人来做的事儿。”

监制张云霞在《灵与岛》的映后引用了朱晨亮在导演阐述的一句话,“电影是我人生修行路上的同盟,希望通过电影,与人和世界更紧密地连接”。

影迷小美在饭桌上哭了,除了这几日过于辛苦的心酸之外,还有心疼的泪水。她欣赏的导演王曦德这些天看起来情绪愈发低沉。

王曦德的新片《半个小夜曲》,在8月3日发布的观众评分表里排名11。这部打乱时间线,插入科幻剧排练的文艺片,非常晦涩,的确屏蔽了不少普通观众。

《半个小夜曲》的创作初衷是为纪念逝去的几个朋友,王曦德希望故事可以承载这样的情感。他也预料到了观众可能会不喜欢,“只要在一些细节上跟我match,哪怕是一瞬间,我就很幸福了。”

导演的诚恳往往会因为各种因素没有触及到观众。小美觉得很惋惜,她看了两遍《半个小夜曲》,几乎被每一个细节打动,“最近我也在经历生死的话题,这部电影像是在召唤一个永远离开的人回航,刚刚好打在心上”。

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,电影的评分与真诚不能划等号,我们或许应该在评判电影好坏之外,也拾起背后那些真诚的碎片,仔细端详。

吴双在甘肃旅游的时候,遇到了只有一户人家的村落,但是他们还是很乐观地在那里生活着。在武威那样的荒漠地带,一些农村在十年间人口流失近一半。“我经常听到身边有人说‘要是混不好就回家’,但可能对于生存在那里的人来说,只有出去这一个选择”。

因为这样的触动,吴双开始着手拍《百川东到海》,去了六次武威,去沙漠腹地的村民家里住了四个多月。制片人说再看到她已经不认识了,晒得跟印度人一样。

片中的沙漠男孩小海渴望大海,去水上乐园玩耍时,闭上眼睛努力想象听见海浪的声音。“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海”的幻想也一起写进作文里。现实和理想巨大的差异被孩子童真的心浪漫化,是片中最动人的情节。

和王尔卓一样,开头提到的《何处生长》的导演龙凌云,也是从男性视角出发,逐渐产生对女性境遇的感悟。听到多年的女性朋友,因为不是男孩,父母离婚,被迫“失去”父亲的经历。他在想,如果那个父亲在后来组建的家庭里,有了一个男孩,他知道还有一个姐姐被牺牲掉了会怎么想。

放映第一场的映后谈,一位男性观众表达了这样的观点:或许重男轻女的中国传统观念,伤害的不仅仅是女性,还有“弟弟”和“父亲”这样的男性,伤害在一层层传导。

他们第一次见面时,两人都是小孩。高考结束后,乡下孩子郑仪飞到县城里摆摊。那时候比他小几岁的大海绵常常去那儿玩。他有一个很小的手机,一边放着崔健、罗大佑和迈克尔·杰克逊的歌,一边跟着跳舞。看到大海绵的灵动和可爱,当时对县城感到陌生的郑仪飞突然觉得,整个县城都充满了光彩。

在片子里,大海绵长成了20岁的小伙。他在搞说唱,在大街上freestyle,追女孩子,拍抖音,也参加中国新说唱海选,但是这条路走得不是很顺利。

郑仪飞不常回家,但每次回去的第一件事,都是去找大海绵,他也知道大海绵在等他来拍,“这部纪录片特别像我们俩玩的游戏”,他说。

从16年初开始拍,一直拍了四年,郑仪飞常常疑惑要怎么剪这些素材。他回想起和大海绵在一起的时刻,总有一段记忆冒出来。

那是片子开头,在又一个夜晚游荡的街头,他们好像占领了整个县城,从前一天的晚上八点,一直逛到第二天早上五点。那天虽然很冷,但是海绵只要不休息,郑仪飞就可以一直跟着他。也是在那一天,郑仪飞发现了县城和白天不一样的样子,一些从来没有注意过的细节。那个夜晚很迷人,令他印象深刻。

“我想还原那种也许有点心碎,也有点兴奋的情感,也是基于这个诉求,我去选择拍到的素材,放在片子里”,郑仪飞说。

因为甘肃疫情,大海绵没有来西宁,他很想来,让大家看看他的新样子,他不再那么迷茫,开始变得坚定。在远程连麦的映后环节,大海绵让现场观众给了几个关键词,来了一段freestyle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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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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